研究共纳入189例接受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的晚期肝癌患者，其中113例患者接受的是二线治疗，使用TGK和TGR分析肿瘤生长动态。此外，研究人员还分析了使用瑞戈非尼（n=95）或最佳支持治疗（BSC）/安慰剂（n=103）治疗的患者，以比较肿瘤生长动态。

当分析使用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的患者时，一部分患者的TGK和TGR比值增加4倍，TGR增加40%，表明PD-1抑制剂会引起的肿瘤生长爆发，而在使用瑞戈非尼治疗的患者中几乎没有观察到这种情况。基于这种情况，研究人员确定了TGK和TGR比值增加4倍和TGR增加40%作为定义HPD的临界值，并发现12.7%的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的患者（24/189）符合所有这些标准。

相对于未发生HPD的疾病进展患者，发生HPD的疾病进展患者的PFS（48 vs 23天，P<0.001 ）和OS（96 vs 59天，P<0.001）更差。90%以上的HPD患者由于临床病情迅速恶化而错过了后续治疗的机会。

此外，我们比较了所有无HPD患者和有HPD患者之间的临床变量。虽然之前的报道表明高龄(>65岁)或女性与其他恶性肿瘤的HPD相关，但本项研究并没有发现HCC患者的年龄、性别和HPD之间存在任何关系。

临床和实验室变量包括：低白蛋白血症(白蛋白<3.5 mg/dL)，乳酸脱氢酶(LDH >ULN)，多转移灶（>2处）以及高中性粒细胞/淋巴细胞比值（NLR>6）。研究人员评估了这些变量是否可以预测接受抗PD-1治疗的HCC患者发生HPD的可能性，结果发现只有在基线时较高的NLR与HPD发生率显著相关。此外，研究人员观察到，随着NLR值的增加，发生HPD的风险逐渐增加，反应率逐渐降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使用PD-1抑制剂治疗的HCC患者中，基线NLR>6的患者发生HPD的风险为46.2%，反应率仅为7.7%。

进一步研究发现，当NLR>4.125时，可以准确预测HPD的发生（P<0.001）。在所有患者中，与低NLR值患者比较，高NLR值(>4.125)患者的PFS(HR=2.099;95% CI: 1.460-3.018）和OS(HR= 2.546;95% CI: 1.710-3.790)均较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