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 故事城堡：

2011年8月，父亲突然病了，每天像蚯蚓一样在床上扭动，躺下去疼，坐起来也疼，只能维持在一个半靠半躺的姿势，一刻也不得入眠。当时他的腹部肿胀得极其厉害，大小便都带血，可是任凭旁人怎么劝，他就是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。

父亲疼得厉害，时刻保持在一种狂躁状态，因为他自己判定是患了癌，怕去医院治得"人财两空"，所以窝在家里，对任何敢劝他的人都是吼：

"是癌去哪里都没用，神仙都救不了。老子这辈子见过得癌症死的人多了，还没见谁治好的。"

其实父亲并不是剖腹藏珠的脾气，他能分得清轻重缓急。他怕去医院，只是因为怕被查实了患癌，心存侥幸而不愿意面对。他一向同情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，总是鼓励他们，说各种善意的谎言；但是，那些人痛苦的惨相也给父亲留下来挥之不去的恐惧。在他心目中，癌症就等于无止尽的疼痛、呕吐、暴瘦和面目狰狞的死亡，铁骨铮铮的汉子，上战场面对枪林弹雨都没有退宿，唯独对这个病有宿命般的惧怕--他偏执地认为，一旦查出了癌，任何的抵抗都是徒劳，生命开启了倒计时，人生已经埋入黄土，再怎么挣扎都难逃疼痛致死的结局。

一个多星期，父亲吃不下也睡不着，每天在床上或咒骂，或呻吟，催着赤脚医生来打消炎针，顺便带来半颗止疼药。家里的气氛阴郁到极点，母亲总在哭哭啼啼，只知抱怨却完全没有主意，惹得父亲心烦意乱，大发脾气。

我和姐姐商量，不能任由父亲拖下去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得去医院检查弄个明白，查出是什么病就治什么病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家里等死，太不负责任了，万一不是癌，岂不白白耽误了？我们连拉带拽，把他弄到了医院，CT结果显示"两侧肾脏多发性结石，左肾重度积水"。看到检查报告单上没说是癌，父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一扫来时的消极暴躁，吵着要医生快点给他安排手术，甚至颇有了几分死里逃生的得意。我们姐弟却感到无限悲戚，因为医生说父亲极有可能要接受左肾切除手术，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一想到父亲可能要丢掉一个肾，以后只能靠一个肾生活，我们的心里就火辣辣的疼。

8月21日，父亲如愿被推进了手术室，近三个小时后，我也被叫进去签字同意摘除肾脏。重男轻女的传统延伸到义务层面，就是父母的生老病死都由儿子来负责，关于父母的一切重大决定都必须由儿子表态同意，风险自然也得由儿子来承担--那时，医生事事都只认我的签字，我姐姐主动代劳却被认为不够资格。

父亲的左肾终究没有保住，但是他却格外亢奋，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只静养了一下午和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开始与同病房的人们高谈阔论起来：

"癌，看字面意思都知道，废品扔到山上。得了癌，人就完蛋了，还有什么好治的？我若是癌，才不受这一刀的罪，回去满山坡打滚去，遇到什么吃什么。"

他的话中有按耐不住的侥幸意味--觉得只要不是癌，割掉一个腐烂的肾脏是可以接受的。我坐在床头，脑海里漂浮着在手术室看到的画面--父亲蜷缩着侧卧在手术台上，腰间划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，医生拿镊子从里面扯出一团一团絮状的东西……我忍不住的作呕，盼着父亲的病情从此好起来。

"他虽然丢了一个肾，但捡回了一条命。"

我这样安慰着自己。

但是，事情发展并不如愿，还在进一步滑向坏的方向--我和父亲都不知道还有术后标本病理检查这回事，以为医生做出的初步诊断就是最终诊断--直到某天早上，医生偷偷把我叫出了病房：

"你父亲的病检结果出来了，发现了疑似鳞状细胞癌。我们几个医生在一起讨论，认为如果是癌的话，这个肾脏就是原发病灶。切片显示目前没有发生转移，所以我建议先别告诉病人，等他修养一段时间后，接受一个疗程的放疗，这样就比较保险了。"

癌，最怕听到的字眼还是出现了，这个字写在病例纸上都能把父亲吓死。怎么办呢？我看着与父亲争吵不休的母亲，如果告诉她，她肯定马上哭哭啼啼，闹得所有人都知道。我偷偷跟姐姐商量，并告诉了一些亲戚，他们的意见出奇地一致--由我决定。我感到了空前的无助，对癌症的处理必须谨慎。我在走廊里踱了好久，看着形形色色的人或哭或笑，穿梭于病房间的长廊，思虑许久，我决定暂时不告诉父亲和母亲。所有知情者都跟着我一起隐瞒。

父亲出院后，按照医生的吩咐定期去做放疗；医生说做放疗是为了彻底杀灭肾脏留下的炎症，父亲也没有怀疑。我和姐姐商定好轮流在家"值守"，观察他身体的恢复情况，给他好好调养身体，督促按时接受放疗。父亲是做惯了活的人，闲不住，老是想伸手帮忙做点事情；我们小心翼翼地劝阻，提醒他顾惜自己的病体。百密一疏间，还是出了岔子--父亲看见堆放的水泥倒了，伸手就想把它搂起来，一欠身一使劲就再也不敢直起来腰了，他的腹部又开始剧烈疼痛起来，再次住院被诊断为腹膜后浓肿。

医生手拿着检查报告单，圆大着眼睛，啧啧两声：

"癌并不可怕，可是搞成了腹膜后脓肿就麻烦大了。"

我那时才知道有腹膜后脓肿这种病，而且知道了这种病远比癌症凶险，患者的生存几率微乎其微。到这个时候了，癌不癌的已经不重要了，于是我向父亲告知了前次住院被检出疑似癌的实情--其实父亲是死于腹膜后脓肿，到最后也没发现有癌转移--但是父母亲的愤怒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他们根本不相信有腹膜后脓肿这种病，坚定地认为父亲是癌症复发。母亲到处跟人讲，父亲本来可以多活几年的，是我的隐瞒导致了他对自己病得厉害认识不足，所以不顾病体去搬水泥，损动了伤口导致癌症这么快就复发了。

父亲虽然极力克制着他对我的愤懑情绪，不想过分增加我的心理负担，可还是时不时地埋怨我：

"你要是当时就告诉了我实情，我就知道自己小心些，绝对不会去搬那水泥，也不会这么快就癌症发作。"

母亲一向直白，父亲去世几年了，她还在重复那句话：

"你催了他的命，你应该对他抱愧。"

我从不争辩，想起父亲被疾病折磨的惨象，我确实对他抱愧。父亲查出腹膜后脓肿后，又在医院住了整整六个月，疼痛一秒都未曾停歇，每天都要做清创引流。所谓清创引流，就是在脓肿处割开一个口子，不让皮肉愈合，医生每天用镊子夹着沾着高锰酸钾或双氧水的白布，伸进创口里清洗腐肉，洗完后用白布包好，到第二天再揭开，再清洗。父亲每天都要经受一次这样的酷刑，伤口溃白还不断地流水，他总是咬着牙，闭着眼，死死掐着我的手，故作镇定。

我看着医生把镊子伸进父亲肉里，一下一下刮那些腐肉，时隔多年想起来，都觉得自己的肚子都在跟着抽搐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由于器官衰竭，父亲总是间歇性的神志不清，有时像傻子一样喳喳叫着在地上爬，有时脱得精光跑到走廊上大喊大叫，有时溜下床随地大小便又拿手去摸；等到清醒了，他就躲在被子里嘤嘤地哭--病得久了，连最基本的尊严都守不住了，作为一个一辈子追求体面的人，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比肉体的疼痛更难忍受。

父亲死得很凄惨。

几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假如我当初没有隐瞒，而是主动告诉了他实情，结局是不是可以改变？他可能一时经不起疑似患癌的打击，但是他肯定不会去搂那包水泥；他不搂那包水泥，也许病情就不会那么快恶化，说不定他现在还活着呢。

时间再往前，假如我提前两年带他去做体检，把结石打掉了，他就不会因小小结石引发病变，送了性命。可是我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时间终究不能倒回，唯有把我的遗憾讲出来，让人们莫要蹈我覆辙。

闷声长叹……

by 匿名